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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华丨陆文强：记忆中的913，部队进入"紧急战备"状态
笔者在1972年
作者：陆文强
我是1969年12月从北京当的兵，那时才15岁，到现在快50年了，有些事情还常浮现在眼前。
出发之前
我从中学入伍，但学校召开大会，给参军同学发入伍通知书，戴大红花时，我却不在北京，随父母去了安徽，通知书是班主任王老师代我上台领的。事情是这样：爸爸是军人，负过十几次伤，以后身体不好，在1964年就离职休息了。1969年中苏关系紧张，可能爆发战争，上级命令休息干部立即离开北京，当时叫“疏散”。
爸爸是安徽当涂人，就决定去离老家不远的芜湖市，那时，姐姐已当兵，哥哥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，只有我能送父母去安徽。可我在学校已报名参军，检查了身体，但结果还不清楚，心里不踏实。好在爸爸单位派了一名干部已到芜湖负责联系安排，我可早点回去。
老师同学与班里三位参军者合影，二排左1笔者
回京后，学校老师和接兵的李排长都松了一口气，他们生怕我因故不能及时赶回来，这时，离我们这批新兵上火车出发只有3天了。当然，在我出发时，没有亲人送行。
军人照
我们新兵连在青岛训练，当时，大家都想照张相，寄给家里。可是，并没有发给我们领章帽徽，不像军人。据说，发领章帽徽前，如果发现本人有问题，还可退回原籍。但我们班的老兵班长，很理解大家，他拿来一副新领章帽徽，让大家先照相。这样，我们把它缝在一件军装上，大家轮着穿，在青岛海边照了相。不过，当时没有彩色照相，黑白照片分不出是海军还是陆军，我在正式发领章帽徽后，又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人工上色的照片。
新兵连时，笔者在青岛诲滨
探照灯兵
我所在的部队，是海军第四独立探照灯营。探照灯属防空兵器，它在夜间用灯光照敌机，引导高炮射击。这一作战模式，已很落后，但那时我们带雷达的高炮和防空导弹还不多，大量用眼睛瞄准的高炮、舰炮等，还要靠探照灯指引。
全营有三个作战连，分布在青岛及周边许多山头和海边，每个连有三个雷达灯大站和9个跟踪灯小站。这是一个高度分散的部队，一个连100多人，分在12个灯站和连部，共有13个伙食单位，都是各自做饭站岗，生活非常艰苦。
探照灯照射
雷达探照灯
新兵连结束后，我分到薛家岛的一连二排任大站雷达手，我们学校的赵勇毅分到这个排的一个小站，他们在山里的一个山头上，吃水要到山下去抬，全站五六个人，除了训练，白天晚上都要站岗，还要轮着做饭。连里最偏远的是一排在黄岛的两个小站，距连部50多里，到连里开会来回要走100多里，还要趟海水，早上二三点就要起床赶路。
我在连里时间不长，就调到青岛的营修理所学习修理雷达，准备以后再回连里任雷达技工。
笔者在雷达灯（大灯）旁
战友张玉亮（中）、韩群力（左）与笔者在跟踪灯（小灯）旁
从厕所说到艰苦朴素
在新兵连和一连的艰苦朴素教育中，都提到一个反面典型，就是修理所的“高档”厕所。可我到所里后，丝毫没有感觉到“高档”，它像其它老式厕所一样，散着淡淡氨味，坐落在远离生活工作区的院子西南角。以后听老兵说，其“高档”只因厕所的里外墙都抹了水泥，所以引来众多批评，可见当时强调艰苦朴素精神的气氛有多强。
说到艰苦朴素，我还因在连里行装检查时，被发现有四双尼龙袜子，而在军人大会上受到不点名批评。其实，袜子并非是入伍后买的，是参军前穿的，当兵走时，若不带，也就扔了。不过，我还真有“奢侈”的地方，就是买了一块进口手表。那时，战士戴手表的很少，也被认为不好。
1970年底，妈妈来青岛看我，知道了我经常到青岛各处修雷达，就把她戴了十几年的表给我了，我当然很高兴，但不敢戴，直到很长时间后，有一些老兵开始戴表了，才戴。问题是我又得寸进尺，觉得这是款女表，比较小，不好看，就拿到青岛委托商店给卖了，商店卖出去多少钱不知道，但给我100元钱。这样，我又添了些钱，花180元，买了一块瑞士非凡牌表。好在这时我已是老兵，没有引起太多非议。
第一次独立修雷达
独立，是指我们新兵在没有老兵带的情况下，排除故障。我们几个新兵到修理所雷达组后，除了学雷达教材外，就是跟老兵一起下站修雷达。过了几个月，一次在青岛对面徐戈庄的一连一排雷达出故障，组里派我和韩群力两个新兵过去。故障是雷达有回波，但不能选择目标。我们去后，先换上一个新电子管，没好，就拆接收机检查，非常顺利，很快发现一个电阻坏了，但换了电阻后故障仍未消除。
这时，我们就抓瞎了，在那折腾了两天，一趟趟拆装沉重的接收机检查，就是查不出故障。实际上，故障原只是电阻问题，但我们换上的所谓“新电子管”却是坏的，而把好的换下。直到第三天早上，我们才开始怀疑这个“新电子管”，因接收机第10级电子管与这个管子是同一个型号，我们交换了管子试验，证明是管子问题，故障排除了。
笔者与战友韩群力（右）
这时，下起雨来，但我和韩不听排里同志劝阻，非要赶到三四十里外的一连连部。原因有两个：一是这个站所在的徐戈庄，没有码头，青岛过来的船，人员要乘小船摆渡，天气稍不好，就不开船，像这样的雨天，不能保证我们第二天能回青岛，而连部那里有薛家岛码头，回青岛的概率要大很多。二是我们在这里，给站里带来很大不便，睡觉还要“倒铺”。因为，雷达灯站与通讯班一共才十几人，没有多余床铺，我和韩要分别睡在晚上第一个站岗和值班人的床上，他们下岗下班后，再睡到第二个站岗值班人床上，一晚下来，几乎所有人都没在自己被窝里睡觉，这就是“倒铺”。
雨越来越大，我们冒雨先到途中一个小站吃午饭，那里同志坚决不让我们再走了，因为前面的河已经来洪水了，非常危险。但我们什么也不顾了，一定要往前走，当时的判断是，大的洪水可能还在后边，现应抓紧过河，就这样，我们俩相互搀扶，终于渡过水深齐腰和湍急的河流。那时，我们只有16岁。
身体问题
当兵后，我得了哮喘，特别是从修理所回到一连后，因生活条件更差，愈加严重，经常喘得整夜不能入睡，就是睡着了，做梦还在喘，先后住了八次医院，短则一周，长则一个多月。第一次出院后，连里领导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，不让我站岗了，但我觉得大家都很辛苦，若我不站，别人就要多站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因此，下站、站岗都坚持。
笔者在位于山东益都的海军402医院住院
一次病重住院，爸爸来一封信，说妈妈工作的医院，自己培养和提取的灵芝注射液，治疗哮喘效果很好，他让我问问领导，能否回芜湖治一段时间，药费由家里出。过了几天，指导员来看我，我把这封信给他看了，加上他看我吸着氧气，挂着吊瓶，一副惨状，就说向营里请示一下。第二天，指导员来告诉我，营里批准了，但让我不要声张，从医院直接回家。当兵几年了，头一次要回家，激动得一晚没睡着觉，回家住了一个月。
小勇之死
谢小勇是我们一连指挥排标图班的北京兵，在新兵连时，因他的同学说他曾偷过邻居家的鸡，而精神焦虑和抑郁，生怕自己被送回去，常半夜找新兵连领导谈话。在“文革”混乱时，一个十三四岁孩子调皮偷鸡不算什么，但他出现的抑郁症状，倒是可以把他送回去，但部队还是把他留下了。分到一连后，安排一个副班长重点“照顾”他，而他表现也不错，入了团。
这样过了一年，部队又接新兵了，一连一个小站长到新兵连当班长，一个周日，他回连里，在聊天中说到有几个新兵被退回去，这话被小勇听到，他只是轻轻问了一句“真的退回去了？”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。然后，他默默回到宿舍，给父母写了几个字，意思是对不起他们，再后，他拿了一支冲锋枪，顶在床上，对准自己胸口，开了一枪。
小勇死后，不仅连里，而且营里、团里都非常紧张，因为，那时自杀就意味着背叛，是政治问题，上级也来人调查。小勇的父亲是新华社干部，有政治经验，他来连里后，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强调“小勇有病是大家都知道的”。
过了很长时间，事情已被淡忘了，一天，指挥排的徐排长到我们房间说，小勇的结论下来了，定性为“因病自杀”，并说，这个结论对他们压力也小多了。
拉练
到修理所没多长时间，就经历一次当天返回的小拉练，我们从驻地背着背包走到海军流亭机场去见识飞机，来回有130多里。
因我是平足，也没什么锻炼，上午走了近6个小时到机场后，两腿就像转了筋一样疼痛，对机场安排的介绍美苏飞机，实地参观飞机，看飞行表演等活动，已索然无味，只是强忍跟着大家走，真想躺在地上不再动了。
回青岛时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迈不动，但我还是咬牙坚持走。所里领导知道我是平足，一直让我乘后边的收容车，我不肯。当返程走了约一半，快到青岛，收容车就要直接开回去时，所领导坚持让我上车。
说实话，我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，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后边有一辆收容车，有保障，现在车要走了，心里还真发空，万一走不动了，那就出洋相了，所以，也就顺从地被推上车。这一天，也就走了100多里。以后，在修理所和一连又有两次吃住在外约10天的拉练，但领导都没让我参加。
战备
刚入伍时，形势最紧张，中苏战争随时可能爆发，我从新兵连分到一连二排时，每天一起床，就要把背包打好，随时准备出发，直到我去修理所时还是这样。到营部修理所后，敌情主要是美国飞机，它一般飞机不敢来，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SR-71高空侦察机还是常来。
那时，我们的歼七飞机没有导弹，对高速飞机用机炮瞄准射击很难。听山上雷达团的同志说，从雷达上看，有几次敌我双方飞机已挨得很近，他们非常激动，认为这次能把美国飞机打下来了，准备喊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但终因敌机速度太快，荧光屏上距离又拉大，让它跑了，他们说，距离最近时，我们的飞行员已能看清美国飞行员的脸。
修理所张玉亮（后左）、韩群力（前左）、笔者（后右）与雷达团战友合影
笔者在薛家岛
战备对于我们雷达技工来说，就是要保证所管雷达处于良好作战状态。我当兵四年，除第一年在营部修理所外，其余都在一连负责维修三部雷达，只要一有故障，不论刮风下雨，都要尽快赶到站里，有自行车就骑 ，没有，就只能步行。
照卫星
1971年夏天的一个周六晚上，我正在指挥室，突然三排来电话说，他们发现飞机，因当天是我机“无夜航”，这意味着可能是敌机，指挥室随即拉响全连战斗警报，连首长和各作战人员也跑进指挥室，很快整个青岛防区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。
这时，我已退出指挥室，在外面望着天上找飞机，突然一道强光射向天空，顺着光柱可看到一个亮点，但灯光够不着，紧跟着三排的几个灯也射向这个点，但总感觉有点异常，不过，我还是高喊：开灯了，开灯了！连长跑出来一看，大叫：“坏了，是卫星”，忙回去下令关灯。之后，警报虽解除了，但上级一道道指示却下来了，从舰队、北航、高二团，以及营里都在追查警报、开灯责任，事情闹大了。
跟踪灯（小灯）开灯情景
开灯的命令，不是连里下达的，而是当时正在三排的营参谋长下达的，而他急于下令，多少与他1960年代初一个处分有关。
那时，我军地面防空火力不能覆盖所有海岸空域，作战主要靠战斗机，但有两种敌机不好对付，一是能飞2万米以上的U-2高空侦察机，二是低空低速的P-2V侦察机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军采取机动设伏的“打游击”战术，用导弹打U-2，用探照灯和高炮打P-2V。当时，营参谋长是小站站长，他们在埋伏地发现了P-2V，但他没迅速下令开灯，而是按条令教条地走完一系列程序，结果让敌机从脑袋顶上飞过去，贻误了战机，因此，而背了一个处分。
修理所老兵复员时合影
913事件
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三点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，使全连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所有作战人员全部进入战位，直到13日早晨，部队才退出一级战备，但上级不断下达指示，要求部队处于“紧急战备”状态，而“紧急战备”一词，就是这时新出现的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气氛越来越紧张。当时，连里主要抓兵器维护和加强训练，过去，像雷达回波茅草大一点，光点抖一点，不算问题，站里也不报，现在全报故障了，搞得我应接不暇，疲惫不堪。
对如此“紧急战备”，我们也有一些疑问：首先，这样加强战备，我们却不知道针对谁？是“苏修”？还是“美帝”？同时，也没有《敌情通报》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。其次，要求加强训练，但却禁空禁海，飞机不让起飞，舰艇不能出海。平时我们雷达手训练，就是跟踪、瞄准我军飞行的飞机，现在没飞机了，训练也不好搞。
最后，北京“十一”国庆游行也取消了，修理所雷达组的韩群力，到北京已集训几个月，准备参加海军方队的阅兵，结果9月底也回来了，而1969年中苏关系那么紧张，大战迫在眉睫，“十一”游行还照常搞呢。到十月底，修理所领导带队到我们连检查兵器维护情况，随行的韩群力把我拉到一旁悄悄说，林彪乘飞机叛逃，摔死了。到这时，我们才明白“紧急战备”是因为什么，这就是“913事件”。
这事虽然很快在连里传开了，但过了很长时间，才正式传达关于林彪问题的中央文件。林彪出事后，在基层连队主要有两个变化，一是“天天读”不搞了，二是不再评“五好战士”和“四好连队”了。
战友韩群力（前左）、王志强（后左）、曲建平（后右）与笔者（前右）在薛家岛
连队伙食
在部队吃饱没有问题，但要吃好就不容易了。连里有两种伙食标准，灯站因人少，每人每天5角5分钱，我在的连部是4角5分钱。你想，一天只有4角5分钱，用于买粮食差不多就要3角，剩下的1角5分钱，要包括燃煤、油盐酱醋、蔬菜和改善生活的鱼肉等，显然非常紧张。
那时，菜里有一点肉，就算改善生活了，每周约有三次。搞伙食的主要功夫是在“菜”上，例如，我们那个地方到五六月份，菠菜很多，有两尺多高，粗粗的菜杆，每斤只有一两分钱，这样，我们一天三顿都是菠菜，要吃1个多月，真把脑袋给吃绿了。
有一年，我们在连部周围种的冬瓜大丰收，堆满半个食堂，结果我们吃了两三个月的冬瓜，以后冬瓜都没有什么水份了，吃起来像棉花套似的，还吃了很长时间。原来我对菠菜和冬瓜的良好印象，一扫而光。
那时，大家都很“馋”，想吃肉。一次春节会餐前，我们到炊事班帮厨，有人在那里切香肠，突然一人（名字不说了）塞给我一根香肠，并低声说“快吃”，我随即领会了意思，马上咬了一口，但却没有香肠的香味，倒有一股生酱油味，难吃，我就把它又扔了回去，而那人几口便把整根香肠吃下肚，估计还没品到啥味。这时，给养员（一般叫上士）跑来喊到，“谁叫你们切香肠的，那是生的”，顿时，有好几人露出作呕的表情。
副业生产
搞好伙食的关键，是搞好副业生产，最基本是养猪、种菜。我们刚到修理所时，住在青岛市中心的贮水山公园山上，即使在那种环境里，所里还养了一头猪，好在因其肥壮，竟成一景。在一连连部，我们不仅养好几头猪，种多样蔬菜，而且还种小麦等粮食作物，加上常帮助生产队干活，当地主要农活我都能干。那时，在青岛的部队，一项重要副业生产是“捞海带”，每年各连都派人到海湾捞断落的海带，卖给收购站，这样来钱较快，但活很累很辛苦。
副业要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我们连二排的雷达灯站，紧挨着一个大海湾，没事时，他们就在海边拉一网鱼，有一次一网竟拉上来五、六十条好几斤重的大鮁鱼，四、五百斤小白条鱼。此事传到连部，干部们盘算着，若在周日连部倾巢出动，干它一天，岂不发大财了。这样，在10月底的一个周日，连部去了20多人，整干了一天，大家趟着冰冷的海水，又累又饿拉了7、8网，结果只有十几条鮁鱼，也就刚够吃一顿的。这次亏大了，因为，还为每人买了一包饼干作午饭。
2017年7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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